引言
“翻译名义，译事中坚也。”纵观古今中外，译名问题始终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每一次翻译高潮中，无一不围绕译名问题展开探索。佛经翻译家们讨论了佛经翻译中的“名实问题”，近代洋务派、维新派及五四运动期间都深入探讨过译名问题。在当代，译名之争仍然没有消解，译名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基础。辜正坤认为：“术语翻译一方面固然可以丰富本族语，活泼学术风气，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玷污、破坏本族语，败坏学术风气。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术语一旦进入中文，常常会产生连锁反应，引起中国学术用语的相应变化。若翻译不当，这些术语会破坏原有民族语言的规范性，甚而至于喧宾夺主，迫使汉语的某些术语改变自己的本意而屈从于外来术语强加的内涵与外延，并进而造成中国学术界一些奇怪的说法、理论或不良风气。”
晚清民初时期围绕译名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傅雅兰、严复、梁启超、林纾、罗振玉、王国维、章士钊、郑振铎、蒋百里、鲁迅、胡适、朱自清等都发表过译名问题的见解。陈福康认为晚清民初围绕译学问题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论战，其中第二次论战涉及译名之争。作为当时译界巨擘，严复多次为其译作撰写“译例言”“译凡例”或“译序”，探讨了大量术语的译法，这些成为解读严复译名观的重要线索。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目前仅找到4篇关于严复译名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为个案研究，缺乏对严复译名观的系统性梳理，且主要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对严复译名观和实践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影响检视不足。笔者通过对严复所著书籍、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结合严复的译名实践，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态度、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方面考察严复的译名观，探究其原因及影响。
一、翻译动机
语言是思想传播和学术交流的载体，近代科学和思想输入的主要媒介是翻译。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主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因此译名的主要来源是科技术语。甲午战争后，维新派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抛弃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方针，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随后掀起了译书热，随着报馆和书局的兴起，源源不断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等术语涌入中国。王国维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十年以前(指1895年——引者注)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西学的涌入无疑大大地丰富了知识分子们的精神食粮，但也造成了社会上译名混乱的局面，反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甚至成为时人牟利的勾当。严复较早地察觉到了其危害：“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
故严复在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期间，高度重视译名问题。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严复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翻译的宗旨（目的）之一为“正名定义，以杜庞杂”，多次撰文强调译名问题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他认为译名问题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从科学的本质来看，译名必须精确，应避免含义模糊、晦涩。他特别强调“正名”和“界说”在厘定译名过程中的意义，“欲正名者，当知名义，并为界说……多含混闪烁等词，即因时人昧于界说之故。不明界说，故用名不察，此亦流俗之病也”。他以“自来水”一词译名为例，痛斥社会流传的一些译名粗制滥造，名不符实。他指出“自来水”译名名实不符，因为“自来水云者……其实乃人机之力，所费实多。彼水又乌能自至。时人不察其理，而云自来，诚立名不当也”。接着严复进一步提出了厘定译名的五条原则以整顿和规范译名。
二、翻译态度
在对待译名态度方面，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不断为后人引用和效仿，成为译事楷模。严复的译作不算多，但严复在对待翻译的态度方面始终一丝不苟，正因如此，他的译作才能在当时风靡全国。仅《天演论》在当时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翻印无数，几乎成为所有渴望新知的青年学子人手一册的必读书。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耶方斯的《名学浅说》成为知识界广为流传的“八大名著”，并作为教科书为新式中学所使用。可以说，严复译作数量远不及林纾，但在翻译态度上却不像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
在与梁启超谈论《原富》一书的翻译时，严复谈到了他在处理一些“艰深名义”时的经验，凸显了其翻译态度，“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广搜一切引申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例如，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阐述了liberty一词的译法。当时有人主张将其译为“公道”。为了确定该词的正确译名，严复考察了liberty一词的词源libertas，紧接着找出了liberty的同义词freedom，再接着找出freedom一词的反义词进行对比分析：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需），接着分析了liberty在具体语境下的应用，如to lose his liberty、set the dog at liberty，最终得出结论，liberty一词应译为“自繇”而非“公道”。严复从英文词源、同反义词、例句分析等多方面论证了liberty一词的正确译名。但是严复还不满足于此，接着又追溯了汉语中“自繇”一词的词源及具体语境下的运用，从而论证了“自繇”作为译名的合理性（“由”通“繇”，严复并没有采用“自由”，而是选用了“自繇”）。
三、翻译标准
众所周知，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关于“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栋，这里不再探讨。下面将通过实例来分析严复的译名是否彰显了其“信达雅”翻译标准。
1.“信”
“信”反映的是对原文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尊重与忠实地传达。例如， economics当时流行的译名是日译“理财学”和“经济学”，梁启超则主张译为“平准学”。严复认为这三个译名都不“信”。严复注意到了古籍中“会计”“计相”“计诸”“家计”“国计”等词的意义和用法，于是主张译为“计学”。他认为，在古汉语中“经济”通常指的是“经邦济世”，显然译为“经济学”语义过于宽泛，而译为“理财”或“平准学”则又显得语义过于狭窄。诚然，如今“经济”已成economics一词的定译，但我们要辨析“经济”和“计学”两个译名孰优孰劣，实非易事。因为译名的确定，除了约定俗成之外，还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重要术语的翻译是一个集文本翻译与本土化创造于一体的过程，文本的含义和本土政治关怀共同决定着对译术语的选择和新含义的生成”。严复从外延和内涵来界定外来术语，彰显了“信”的标准，这一做法对于今天的术语翻译也颇具启发意义。
此外，严复在译介西方一些术语时，严格遵守了用单字译单字的原则，也凸显了其“信”的译名观。如forgive（宥，现译原谅）、exchange（易，现译改变）、space（宇，现译空间）、time (宙，现译时间)、 category（伦，现译类别）、property（德，现译属性）。
2.“达”
“达”是在“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原文。例如，严复常常将一些西方文化术语或概念归化。例如，他将basement 译为“木窨”，这是因为中国的“窨”实为土窨，而西方的“窖”的主要材料是木头，故严复将其译为“木窨”。又如deity一词在西方世界里通常指的是“上帝”，严复将其译为“天”。因为deity一词多用于西方宗教语境下，将其处理为“上帝”反而令人怀疑。且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形象与中国的“帝”的形象不尽相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帝”多作“皇帝”解，而译为“天”显然更具有神秘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正是“天”主宰一切，显然更容易令国人接受。
3.“雅”
“雅”是对原文风格的美学调适，是为了迎合当时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严复诸多译名取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词或概念。当时严复深受桐城派文风影响，因此，他的译名十分古雅。一方面他从读者角度强调其译文读者为“多读古书之人”，另一方面强调“俗滥用文字，不辨名实，义转歧混”,“不幸字经俗用，最易流变”，“世俗用字不察，义多歧，因而有碍道理之传达”。他认为“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因此“欲拨乱反正，还其本真，以祛除俗用之纷歧杂义或坌集恶义”。甚至为了论证其合理性，他指出“以利俗文字言名理者，其苦于难达各国之文字皆然，不独震旦也”。因此，他将induction和deduction分别译为《易经》《春秋》中的内籀(今译归纳)和外籀(今译演绎)，而republican译为公治(今译共和)，monopoly译为辜榷（今译垄断）， monopoly law译为榷法(今译垄断法)，reasoning译为思籀(今译推理)等。
四、翻译策略
晚清民初时期，正是西学东渐的高涨阶段，新思想、新观念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导致名物繁杂，因此亟须整顿译名。严复针对译名问题提出的翻译策略既有宏观上的，又有微观上的。宏观上，严复主张编制译名手册、译名对照表，得到了高凤谦和梁启超等人的响应。实践证明这些主张后来也大多为译界所遵循。从微观层面看，严复在1903年拟定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一书中系统阐释了他对译名问题的看法，他提出翻译名义（译名）的两种主要策略即音译和意译：“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而无论音译还是意译应由译书局统筹规划，“既设译局，理宜订成一律，以免纷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同时，要求各地方译局所译的书籍译名必须与中央译书局一致，“应令于拟译之先，行知本处，免其重复。成书之后，咨送一部，以备复核”。
1. 音译
对于译名问题之难，严复发出了感慨，“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因此，严复意识到某些术语很难在中文中找到理想的对等物，故只能采用音译，如university译为优尼维实地，president译为伯理玺，college译为哥理支，doctor译为达格特尔，nerve译为涅伏。杨红以《天演论》为例，统计出严复在此译本中，77%的译名采用了音译，23%的译名采用了意译（包括造词）。
在译介人名、地名和抽象的社会哲学术语时，严复也用音译。如人名：Locke（洛克），Rousseau（卢梭），Spencer（斯宾塞）；地名：Constantinople（君士丹丁讷波尔，今译君士坦丁堡），Portugal（波陀噶尔，今译葡萄牙）等。而在译介一些哲学术语时，严复似乎意识到了音译的弊端，附上注解作为补偿手段。如西方的existence译为额悉斯定斯（在、住、存、有），substance 译为萨布斯坦思（本体）， noumenon译为纽美诺（净、本体），essence译为额生思（一物之精），entity译为婴剔谛(然、在)， attribute译为鄂卜捷（品）等。
严复采用音译得来的译名似乎读起来比较拗口，看上去也不“雅”，似乎也是由于当时汉语表达的张力不足所致。但清末民初正处于西学东渐的高潮时期，大量新事物、新思想被摄入，采用音译法能凸显翻译中的异质，让译文更忠实。
2．意译
如果说严复在译介一些重要术语时采用音译乃是苦于在汉语中找寻不到理想对等物的无奈之举，那么在译介《原富》大量经济术语时，采取意译则彰显了他的创造精神。如supply and demand（供求二者），legal tender（法偿），labour（功力），corporation（联），rent（租）等。
严复采用意译译介术语还集中体现在大量地创造新的译名。张嘉森高度评价严复在译名方面的独创精神，指出“侯官严复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严复创造的一些译名，如“物竞天择”“进化”“逻辑”“君主”等沿用至今，并成为我国语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严复曾详细阐释了“导言”一词译名的来龙去脉。在《天演论·译例言》上卷中，他最先译为“厄言”，夏曾佑认为此译名“滥恶”，建议改译为“悬谈”。吴汝纶认为“厄言”和“悬谈”皆为“滥语”，建议取新译。严复受此启发，反复斟酌，最后改译为“导言”。当时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即“新理踵出，明目繁杂，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译者在汉语中很难寻找到理想的对等物，“每见今日妄人几于无物不为科学。吾国今日新旧名词所以几于无一可用者，皆此不学无所知之徒学语乱道烂之也”，而且“世俗滥用率称，为日綦久，义之歧混，乃过于前”，因此他并没有按图索骥，照搬他人译名，而是“拓译名之荒”。梁启超高度赞扬严复的这种“树新译、不因循”的做法，认为“至于名物，因新出之物日多，必以造新字（词）为第一义”。
严复“树新译、不因循”译名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翻译《穆勒名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名学家穆勒 “置利俗之名，别立新称”思想影响。《穆勒名学》甲篇三将“论用名之难以经俗用而多歧义”单独作为一小节，指出：“今物之同名者，不必有同德，而同德者，又不必有同名，界说之事，乌由起乎？是以治科学者，往往弃置利俗之名，别立新称，以求言思不离于轨辙，盖其事诚有所不得已也。”此观之，严复“弃置利俗之名，别立新称，以求言思不离于轨辙”是经过多番考量做出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考虑了新译名能否为读者所理解的问题，因此他对一些新名词和新概念以按语的形式加以阐释。根据王栻所做的统计，严复的翻译约有170万字，其中按语竟有17万字，占了翻译文字的十分之一。当然，严复对于“树新译、不因循”，一味追求译名的标新立异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五、严复译名思想的影响
严复在其译名思想指导下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方面的术语，给中国近代思想界带来了深远影响。严复本人深信自己的译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与张元济的通信中，充分展示了他的自信：“《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但历史证明严复绝大多数译名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其译名观也并非“金科玉律”。相反，他的一些译名和译名观不断受到其他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士钊、胡以鲁以及刘半农等人的质疑和挑战，从而间接地引发了20世纪初关于译名问题的论战。
王国维对严复抵制日译，刻意追求译名的“雅”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胡以鲁对严复在译名方面“不因循、创新译”提出了质疑。他于1914年2月15日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报》上发表了万言长文《论译名》，比较了西方国家的做法，“通常用语即因循旧名不变，学术词语亦大抵取材于希腊、拉丁而损益之”。胡氏认为在新思想、新名词翻译上，“思想之发展变化，不必非得表现于名词的不断更新与猎奇上”。梁启超支持胡氏的论断，“人名、地名旧已有译名者，只能选择一最通行者作为定名，不必新译而徒乱人意”。这与严复主张的“不因循，树新译”似乎针锋相对。胡以鲁甚至还痛斥这种企图通过译名标新立异来博取眼球的做法，并揭露了其深刻危害，“遂于不甚适用处，亦杂凑而尝试之。辗转相传，名词遂从此泛滥矣。淫巧浮动之国民，其张皇之欲望、其习惯之变迁愈甚，则此泛滥之病愈剧！泛滥者日久而厌倦也，则与外语相接触，即取而借用之。苟其文化较逊，则对于借用语，不惟有新颖之感，亦且不胜崇拜之情焉。一见闻其名词，恍乎其事其物皆汹涌而糜遗，是所谓包晕之感也”。应该说，胡以鲁从文化角度做出的这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而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实际上也是对严复译名思想的反思和发展。
除了“树新译、不因循”的译名观受到质疑外，严复的译名也不断受到后人质疑和挑战。例如logics一词，严复将其译为“名学”，随后不少学者对其合理性提出了商榷。例如，章士钊在《论翻译的名义》一文中指出，“名学”实际上是采用了“以义译名”方式（即意译），而意译往往“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因此“常常不能切合原意”。他质疑“名学”一词，“足尽亚里士多德之‘逻辑’，却未能尽倍根以后之‘逻辑’也”。因此，他认为“译事至此，欲于国文中觅取一二字与原文之范围同其广狭，乃属之不可能之事”。最后他指出logics倒不如采取音译，译为曾被严复搁置的“逻辑”。实际上，章士钊在译名处理方面主要倾向于音译，通过评论严复的译例主要是为自己的译名思想正名。他的音译的主张立即受到了张礼轩、蔡文尔和胡以鲁等人的质疑，从而引发民初译名之争，而其导火索可以说正是严复的译名观和实践。
六、结语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早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形成了其鲜明的译名观，创造的一些译名沿用至今。严复的译名观与实践是其翻译理论乃至中国传统译论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为整顿译名、厘定译名所提出的一系列构想和策略对于指导今天译名问题研究，仍具启发意义。然而，严复一味鄙视日译名、执着于创造新译名、片面追求音译和译名古雅。这既反映了其译介西学之热情，又反映了其维护汉语纯洁的语言民族主义心理。严复译名观凸显了术语在晚清民初译介过程中的独特文化旅行现象，亦彰显了晚清知识分子们为救亡图存形成的不同话语策略。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严复译名观及其实践。